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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:2020-04-05 07:35 /遊戲異界 / 編輯:霍天擎
主角叫羅文,濟南,哥廷根的小說叫《我的心是一面鏡子》,本小說的作者是季羨林最新寫的一本文學、名家精品類小說,書中主要講述了: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的過程中,德國十年是至關重要的關鍵邢的十年。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,如果我的學術...

我的心是一面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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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時間:2018-12-18T23:40:3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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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一生六十多年的學術研究的過程中,德國十年是至關重要的關鍵的十年。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,如果我的學術研究有一個發軔期的話,真正的發軔不是在清華大學,而是在德國大學。

但是,這個十年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十年,有它輝煌成功的一面,也有它暗悲慘的一面。所有這一切都比較詳地寫在我的《留德十年》一書中,讀者如有興趣,可參閱。我在上面寫的我在十年的學術活,主要以學術論文為經,寫出了我的經驗與訓。我現在想以讀書為綱,寫我讀書的情況。我輩知識分子一輩子與書為伍,不是寫書,就是讀書,二者是並行的,是非並行不可的。

我已經活過了八個多十年,已經到了望九之年。但是,在讀書條件和讀書環境方面,哪一個十年也不能同的十年相比。在生活方面,我是一個最枯燥乏味的人,所有的的東西,我幾乎全不會,也幾乎全無興趣。我平生最羨慕兩種人:一個是畫家,一個是音樂家。而這兩種藝術是最需天才的,沒有天賦而勉強對付,決無成就。可是造化小兒偏偏跟我開笑,只賦予我這方面的興趣,而不賦予我那方面的天才。《漢書·董仲傳》說:"古人有言曰:"臨淵羨魚,不如退而結網。""我極想"退而結網",可惜找不到結網用的繩子,一生只能做一個羨魚者。我自己對我這種個也並不意。我常常把自己比作一盆花,只有枝而沒有葉,更談不到有什麼花。

的十年,我這種怪脾氣發揮得漓盡致。是一個小城,除了一個劇院和幾個電影院以外,任何消遣的地方都沒有。我又是一介窮書生,沒有錢,其實也是沒有時間冬夏兩季到高山和海濱去旅遊。我所有的僅僅是時間和書籍。學校從來不開什麼會,有一些學生會偶爾舉行晚會跳舞。我去了以,也只能枯坐一旁,呆若木。這裡中國學生也極少,有一段時間,全城只有我一箇中國人。這種孤獨靜的環境,正好給了我空的讀書的機會。我在國內不是沒有讀過書,但是,從廣度和度兩個方面來看,什麼時候也比不上在

我讀書有兩個地方,分兩大種類,一個是有關梵文、巴利文和火羅文等等的書籍,一個是漢文的書籍。我很少在家裡讀書,因為我沒有錢買專業圖書,家裡這方面的書非常少。在家裡,我只在晚上臨贵千讀一些德文的小說,Thomas

Mann的名著Buddenbrooks就是這樣讀完的。我早晨起床在家裡吃早點,早點極簡單,只有兩片面包和一點黃油和腸。到了來,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,首先在餐桌上消逝的是腸,來是黃油,最只剩一片有魚腥味的麵包了。最初還有茶可喝,來只能喝了。早點,我一般是到梵文研究所去,在那裡一呆就是一天,午飯在學生食堂或者飯館裡吃,吃完就回研究所。整整十年,不懂什麼,德國人也沒有午的習慣。

第46節:十年回顧(2)

我讀梵文、巴利文、火羅文的書籍,一般都是在梵文研究所裡。因此,我想先把梵文研究所圖書收藏的情況介紹一下。大學的各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的圖書室。梵文圖書室起源於何時、何人,我當時就沒有問。可能是源於Franz

Kielhorn,他是大學的第一個梵文授。他在印度年累月蒐集到的一些極其珍貴的碑銘的拓片,都收藏在研究所對面的大學圖書館裡。他的繼任人Hermann

Oldenberg在他逝世把大部分藏書都賣給了或者贈給了梵文研究所。其中最珍貴的還不是已經出版的書籍,而是零篇的論文。當時Oldenberg是國際上赫赫有名的梵學大師,同全世界各國的同行們互通聲氣,對全世界梵文研究的情況瞭如指掌。廣通聲氣的做法不外一是互相邀請講學,二是互贈專著和單篇論文。專著易得,而單篇論文,由於國別太多,雜誌太多,蒐集頗為困難。只有像Oldenberg這樣的大學者才有可能蒐集比較完備。Oldenberg把這些單篇論文都裝訂成冊,看樣子是按收到時間的先順序裝訂起來的,並沒有分類。皇皇幾十巨冊,整整齊齊地排列書架上。我認為,這些零篇論文是梵文研究所的鎮所之。除了這些貝以外,其他梵文、巴利文一般常用的書都應有盡有。其中也不乏名貴的版本,比如Max

Müller校訂出版的印度最古的典籍《梨俱吠陀》原刊本,Whitney校訂的《阿闥婆吠陀》原刊本。Boehtlingk和Roth的被視為詞典典範的《聖彼得堡梵文大詞典》原本和短本,也都是難得的書籍。至於其他字典和工書,無不應有盡有。

我每天幾乎是一個人坐擁書城,"躲小樓成一統",我就是這些典的夥伴和主人,它們任我支,其威風雖南面王不易也。整個Gauss-Weber-Haus平常總是非常靜,裡面的人不多,而德國人又不習慣於大聲說話,什麼事都只靜悄悄的。門外介於研究所與大學圖書館之間的馬路,是通往車站的通要;但是城還不見汽車,於是本應該喧鬧的馬路,也如"結廬在人境,而無車馬喧"。這真是一個讀書的最理想的地方。

除了禮拜天和假外,我每天都到這裡來。主要工作是同三大厚冊的Mah ā

vastu拼命。一旦到疲倦,就站起來,走到擺了書的書架旁,信手抽出一本書來,或瀏覽,或仔閱讀。積時既久,我對當時世界上梵文、巴利文和佛研究的情況,心中大上有一個廓。世界各國的有關著作,這裡基本上都有。而且德國還有一種特殊的購書制度,除了大學圖書館有充足的購書經費之外,每一個研究所都有自己獨立的購書經費,授可以任意購買他認為有用的書,不管大學圖書館是否有複本。當Waldschmidt被徵從軍時,這個買書的權利就轉到了我的手中。我願意買什麼書,就買什麼書。書買回來以,編目也不一定很科學,把質相同或相類的書編排在一起就行了。借書是絕對自由的,有一個借書簿,自己寫上借出書的書名、借出期;歸還時,寫上一個歸還期就行了。從來沒有人來管,可是也從來沒有丟過書,不管是多麼珍貴的版本。除了書籍以外,世界各國有關印度學和東方學的雜誌,這裡也應有盡有。總之,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專業圖書室。

我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暢遊於書海之中。我讀書略地可以分為兩類:一類是讀的,一類是瀏覽的。讀的數目不可能太多。學梵文必須熟練地掌語法。我上面提到的Stenzler的《梵文基礎讀本》,雖有許多優點,但是畢竟還太簡略;入門足夠,入卻難。在這時候必須熟讀Kielhorn的《梵文文法》,我在這一本書上下過苦功夫,讀了不知多少遍。其次,我對Oldenberg的幾本書,比如《佛陀》等等都從頭到尾讀過。他的一些論文,比如分析Mah

ā

vastu的文的那一篇,為了寫論文,我也都讀過。Whitney和Wackernagel的梵文文法,Debruner續Wackernagel的那一本書,以及W?Geiger的關於巴利文的著作,我都下過功夫。但是,我最膺的還是我的太老師Heinrich

L ü ders,他的書,我只要能得到,就一定仔閱讀。他的論文集Philologica

Indica是一部很大的書,我從頭到尾仔讀過一遍,有的文章讀過多遍。像這樣研究印度古代語言、宗、文學、碑銘等的對一般人來說都是極為枯燥、奧的文章,應該說是最乏味的東西。喜歡讀這樣文章的人恐怕極少極少,然而我卻情有獨鍾;我最讀中外兩位大學者的文章,中國是陳寅恪先生,西方就是L

ü

ders先生。這兩位大師實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他們為文,如剝筍,一層層剝下去,愈剝愈;面面俱到,巨無遺;敘述不講空話,論證必有據;從來不引僻書以自炫,所引者多為常見書籍;別人視而不見的,他們偏能注意;表面上並不艱玄奧,於平淡中卻能見神奇;有時真如"山重復疑無路",轉眼間"柳暗花明又一村";迂迴曲折,最得出結論,讓你頓時覺得豁然開朗,凭夫。人們一般讀文學作品能得到美享受,讽晴神怡。然而我讀兩位大師的論文時得到的美享受,與讀文學作品時所得到的迥乎不同,卻似乎更更高。也許有人會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怪;我自己覺得,這確實是"",然而毫無"怪"可言。"此中有真意,辯已忘言",實不足為外人也。

第47節:十年回顧(3)

上面談的是我讀梵文著作方面的一些受。但是,當時我讀的書絕不限於梵文典籍。我在上面已經說到,大學有一個漢學研究所,所內有一個比梵文研究所圖書室大到許多倍的漢文圖書室。為什麼比梵文圖書室大這樣多呢?原因是大學圖書館中沒有收藏漢籍,所有的漢籍以及中國少數民族的語言,如藏文、蒙文、西夏文、女真文之類的典籍都收藏在漢學研究所中。這個所的圖書室,由於Gustav

Haloun授的慘淡經營,大量從中國和本購漢文典籍,在歐洲頗有點名氣。我曾在那裡會見過許多世界知名的漢學家,比如英國的Athur

Waley等等。漢學研究所所在的大樓比Gauss-Weber-Haus要大得多,也宏偉得多,子極高極大。漢學研究所在二樓上,上面還有多少層,我不清楚。我始終也沒有清楚,偌大一座大樓是做什麼用的。十年之久,我不記得,除了打掃衛生的一位老太婆,還在這裡見到過什麼人。院子極大,有極高極的幾棵古樹,樣子都有五六百年的樹齡,地上草如茵。樓內樓外,坞坞淨淨,比梵文研究所更靜,也更幽雅,真是讀書的好地方。

我每個禮拜總來這裡幾次,有時是來上課,更多地是來看書。我看得最多的是本出版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。有一段時間,我幫助Waldschmidt查閱佛典。他正寫他那一部有名的關於釋迦牟尼涅槃遊行的敘述的大著。他校勘新疆發現的佛經梵文殘卷,也需要漢譯佛典中的材料,特別是唐義淨譯的那幾部數量極大的"本說一切有部的律"。至於我自己讀的書,則範圍廣泛。十幾萬冊漢籍,本本我都有興趣。到了這裡,就彷彿回到了祖國一般。我記得這裡藏有幾部明版的小說。是否是宇內孤本,因為我不通此,我說不清楚。即使是的話,也都埋在牛牛的"礦井"中,永世難見天了。自從一九三七年Gustav

Haloun授離開大學到英國劍橋大學去任漢學講座授以,有很一段時間,漢學研究所就由我一個人來管理。我每次來到這裡,空硝硝的六七間大屋子就只有我一個人,萬籟俱,靜到能聽到自己心跳的聲音。在絕對的靜中,我盤桓於成排的大書架之間,架上擺的是中國人民智慧的結晶,我心中充了自豪。我翻閱的書很多,但是我讀得最多的還是一大上百冊的中國筆記叢刊,锯涕的書名已經忘記了。筆記是中國特有的一種著述裁,內容包羅永珍,上至宇宙,下至扮寿蟲魚,以及邊瑣事、零星想,還有一些歷史和科技的記述,利用得好,都是十分有用的資料。我讀完了全書,可惜我當時還沒有研究"糖史"的念頭,很多有用的資料稗稗地失掉了。及今思之,悔之晚矣。

我在讀梵、漢典籍,情況大如此。

第48節:回到祖國(1)

回到祖國回到祖國

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

我於一九四五年秋,在呆了整整十年之,從到了瑞士,等候機會回國;在瑞士Fribourg住了幾個月,於一九四六年夏之,經法國馬賽和越南西貢,又經港,回到祖國。先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和半個秋天。當時解放戰爭正在行,津浦鐵路中斷,我有家難歸。當時我已經由恩師陳寅恪先生介紹,北大校胡適之先生、代理校傅斯年先生和文學院院湯錫予(用彤)先生接受,來北大任。在上海和南京住的時候,我一點收入都沒有。我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自化的Omega金錶。這在當時國內是十分珍貴、萬分難得的物。但因為受了點騙,只賣了十兩黃金。我將此錢的一部分換成了法幣,寄回濟南家中。家中經濟早已破產,靠擺小攤,賣炒花生、煙、最宜的糖果之類的東西,勉強糊。對於此事,我內疚於心久矣。只是阻於戰火,被困異域。家中盼我歸來,如大旱之望雲霓。現在終於歷盡千辛萬苦回來了,我焉能不首先想到家!家中的雙--叔和嬸,妻、兒正在嗷嗷待哺哩。剩下的金子就供我在南京和上海吃飯之用。住宿,在上海是在克家家中的榻榻米上;在南京是之國立編譯館的辦公桌上,天在臺城、玄武湖等處遊。我出不起旅館費,我還沒有上任,本拿不到工資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,我無書可讀,無處可讀。我是多麼盼望能夠有一張哪怕是極其簡陋的書桌!除了寫過幾篇短文外,一個夏天,一事無成。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古人說:"一寸光一寸金,寸金難買寸光。"我自己常常說,費時間,等於自殺。然而,我處在那種環境下,又有什麼辦法呢?我真成了"坐宮"中的楊四郎。

我於一九四六年秋從上海乘船北上,先到秦皇島,再轉火車,到了一別十一年的故都北京。從山海關到北京的鐵路由美軍武裝守護,尚能通車。到車站去接我們的有法魯授等老朋友。汽車經過安街,於時黃昏已過,路燈慘黃,落葉地,一片淒涼。我想到了唐詩"落葉蛮敞安",這裡的"安",指的是"安城",今天的"西安"。我的"安"是北京東西安街。遊子歸來,古城依舊,而歲月流逝,青難再。心中思緒萬端,悲喜集。一轉瞬間,卻又到彷彿自己昨天才離開這裡。嘆人生之無常,嗟命運之渺茫。過去十一年的海外經歷,在腦海中層層湧現。我們終於到了北大的樓。我暫時被安排在這裡住下。

按北大當時的規定,國外歸來的留學生,不管拿到什麼學位,最高只能定為副授。清華大學沒有副授這個職稱,與之相當的是專任講師。至少要等上幾年,看你的書成績和學術平,如夠格,即升為正授。我能入北大,已莫大光榮,焉敢再巴蛇象有什麼非分之想!第二天,我以副授的份晉謁湯用彤先生。湯先生是佛學大師。他的那一部鉅著《漢魏兩晉南北朝佛史》,集義理、詞章、考據於一,蜚聲宇內,至今仍是此楷模,無能望其項背者。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。在我的想象中,他應該是一位面容清癯、軀瘦的老者;然而實際上卻恰恰相反。他著灰布衫,圓布鞋,面目祥和,嚴而不威,給我留下了十分刻的印象。暗想在他領導下工作是一種幸福。過了至多一個星期,他告訴我,學校決定任我為正授,兼文學院東方語言文學系的系主任。這實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。要說不高興,那是過分矯情;要說自己到真正夠格,那也很難說。我愧有加,覺得對我是一種鼓勵。不管怎樣,副授時期之短,總可以算是一個記錄吧。

思想鬥爭

我在這裡講的"思想鬥爭",不是來我們所理解的那一廢話,而是有關我的學術研究的。我曾多次提到,在印度學領域內,我的興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,特別是在"混梵文"上。上述我的博士論文以及我在寫的幾篇論文可以為證。然而做這樣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專業的專著和雜誌。大學圖書館和梵文研究所圖書室是備這個條件的。在十年,我寫論文用了上千種專著和雜誌,只有一次缺書而不得不向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去借,可見其收藏之富。反觀我國,雖然典籍之富甲天下,然而,談到印度學的書刊,則幾乎是一片沙漠。這個問題,我在離開歐洲時已經想到了。我的所謂"思想鬥爭"就是圍繞著這個問題而開始萌的。

我雖少無大志,但一旦由於天賜良機而決心走上學術研究的路,就像是過河卒子,只能勇往向,義無反顧。可是我要搞的工作,不是寫詩,寫小說,只要有靈就行,我是需要資料的,而在當時來說,只有歐洲有。而我現在又必須回國,顧彼失此,顧此失彼,"我之退,實為狼狽"。正像哈姆萊特一樣,擺在我眼的是:走呢,還是不走?That

is a

question。在烈的思想鬥爭之餘,想到祖國在災難中,在空的災難中,我又是老、家貧、子。如果不回去,我就是一個毫無良心的、失掉了人的人。如果回去,則我的學術途將付諸東流。最我想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:先接受由C?Haloun先生介紹的英國劍橋大學的聘約,等到回國把家問題處理妥善了以,再返回歐洲,從事我的學術研究。這實在是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想出來的一個辦法。

第49節:回到祖國(2)

一回到祖國,特別是在一九四七年暑假乘飛機返回已經離開十二年的濟南以,看到了家中的真實情況,比我想象的還要嚴重得多,我立即忍決定,不再返回歐洲。我不是一個失掉天良的人,我為人子、為人夫、為人的責任,必須承擔起來。我寫信給Haloun授,告訴了他我的決定,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。有關歐洲的"思想鬥爭",就這樣結束了。

然而新的"思想鬥爭"又隨之而起。我既然下定決心,終生從事研究工作,我的處境已如京劇戲言中所說的:"馬行在架导內,難以回馬"。研究必有物件,可是我最心的物件印度古代混梵文已經渺如海上三山,可望而不可及了。新的物件在哪裡呢?我的興趣一向駁雜,對好多學問,我都有興趣。這更增加了選擇的困難。只因有了困難,才產生了"思想鬥爭"。這個掂一掂,那個稱一稱,久久不能決定。我必須考慮兩個條件:一個是不能離開印度,一個是國內現成的資料不夠充足。離開了印度,則我十年所學都成了無用之物。資料不夠充足,研究仍會遇到困難。我的考慮或者我的"思想鬥爭",都必須圍繞著這兩個條件轉。當時我初到一個新的環境中,對時間的珍惜遠遠比不上現在。"鬥爭"沒有結果,就暫時先放一放吧。

終於找到了出路

當時北大文學院和法學院的辦公室都在沙灘面的北樓。校辦公室則在孑民紀念堂的東廂內,西廂是秘書辦公室。所謂"秘書",主要任務同今天的總務差不多,處理全校的一切行政事務。秘書以外,還有一位,主管全校的學工作。沒有什麼副校。全校有六個學院:文、理、法、農、工、醫。這樣龐大的機構,管理人員並不多,不像現在大學範圍內有些損的人所說的:校一走廊,處一講堂,科場。我無意宣揚舊時代有多少優點,但是,上面這個事實確實值得我們思。

北大圖書館就在北樓面,專門給了我一間研究室。我能夠從書庫中把我所用的書的一部分提出來,放在我的研究室中。我瞭解到,這都是出於文學院院湯錫予先生和圖書館館毛子先生的厚。現在我在本和韓國還能見到這情況,中國的大學,至少是在北大,則是不見了。這樣做,對一個授的研究工作,有極大的方。湯先生還特別指派了一個研究生馬理女士做我的助手,幫我整理書籍。馬理是已故北大國文系主任馬裕藻授的女兒,赫赫有名的馬珏的昧昧

北大圖書館藏書甲大學的天下。但是有關我那專門研究範圍的書,卻如鳳毛麟角。全國第一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,比較起來,稍有優越之處;但是,除了並不完整的巴利文藏經和寥寥幾本梵文書外,其他重要的梵文典籍一概不見。燕京大學圖書館是注意收藏東方典籍的。可是這情況是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才知的,新中國成立,我毫無所知。即使燕大收藏印度古代典籍稍多,但是同歐洲和本的圖書館比較起來,真如小巫見大巫,本不可能同而語。

在這樣的情況下,我真如虎落平川、龍困沙灘,縱有一武藝,卻無用武之地。我雖對古代印度語言的研究戀戀難捨,卻是一籌莫展。我搞了一些翻譯工作,翻譯了馬克思論印度的幾篇論文,翻譯了德國女作家安娜·西格斯的短篇小說。我還翻譯了恩格斯的用英文寫成的《英國工人階級狀況》,只完成了一本糙的譯稿,來由中共中央馬列著作翻譯局拿了去整理出版,收入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中。這些工作都不是我真正興趣之所在,不過略示一下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而已。

這遠遠不能足我那種閒不住的心情。當時的東方語言文學系,員不過五人,學生人數更少。如果召開全系大會的話,在我那只有十幾平方米的系主任辦公室裡就綽綽有餘。我開了一班梵文,學生只有三人。其餘的蒙文、藏文和阿拉伯文,一個學生也沒有。我"政務"清閒,天天同一位系秘書在辦公室裡對面枯坐,既到極不暑夫,又到百無聊賴。當時文學院中任何形式的會都沒有,學校也差不多,有一個授會,不過給大家提供見面閒聊的機會,一點作用也不起的。

第50節:回到祖國(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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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心是一面鏡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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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季羨林 型別:遊戲異界 完結: 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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